“这是AI生成的播客节目，由AI对文本进行了总结并朗读。”
“这是AI参与的漫剧配音，内容含有AI生成。”
今年以来，无论是在短视频平台还是各类音频应用中，AI参与配音的现象已屡见不鲜。与此同时，国内配音圈正在打响一场“声音保卫战”。2026年3月起，配音演员季冠霖、边江工作室、729声工场等业内知名从业者及机构集体发布维权声明，提出“三禁”原则：严禁未经授权的声音采集与AI生成；抵制盈利性滥用；要求下架侵权内容并追责。
当配音行业撞上AI技术，我们不得不对此进行深度探讨：AI给配音市场带来了怎样的剧变？这场维权行动的背后，又指向了哪些深层焦虑？
“指数般进步”的AI配音
影视导演赵陆洋发现，技术的跃迁是洪流式的。
“2025年年初的时候，我们还怀疑AI配音这东西行不行，觉得中文咬字不准。但过了三个月，咬字问题解决了；到了2026年1月，情感表达也没问题了，感觉跟用真人几乎没有任何区别。”导演赵陆洋在接受《锋面》记者采访时表示，AI在影视方面的进步不是线性的，而是指数型的，“可能今天是1，两个月后是10，再过两个月就是100了”。
2026年初，他和团队用AI制作了一部战争短片《孤鹰》，其中日军队长面对中国空军的攻击，用焦急、愤怒且略带惊慌的声音呼叫护航中队。“这段戏里的配音有中文有日语，全部都是用AI生成的，包括引起主角情感崩溃的独白，也是用AI做的。”赵陆洋表示，在AI配音的工作流中，提示词（Prompt）取代了传统的导演指令，通过设定人物年龄、声线特点、当前情绪、念白节奏等参数，AI便能模拟出相应的人声。
“其实工作流程没有本质改变，只不过以前是我给真人发简明的要点（Brief），现在是我向AI输入一堆参数。”赵陆洋向《锋面》记者解释道，导演和配音演员的沟通本质上也是一堆指令——场景是什么、台词重点在哪里、情绪应该怎么样以及剪辑点在哪里。
在他看来，目前除了“影帝级”的细腻表演外，AI在广告、短剧、网剧的基础配音上已无明显短板。而“影帝级的表演”则是指人对非常复杂、细腻的情感处理。“比如《甜蜜蜜》中张曼玉的那段戏，她看到人悲伤却先笑出来，这种人性的幽微，AI目前还无法理解，但那是表演里几乎教科书级别的片段。”而除此之外，线性的情绪、节奏，AI都有处理的潜力，“只有需要靠演员本身对表演和角色心境理解的复杂情绪，短时间内AI还不行”。
AI进步的代价：“偷声”与“洗声”
技术狂飙的背后，AI是如何飞速进步和成长的？“非法克隆他人音色进行二次创作已经非常普遍，制作方完全不觉得此行为有什么不妥。”配音演员聂凡表示，目前AI配音侵权在多个平台均有传播，这始终持续侵害着配音演员的权益。
参与起草由国家工业信息安全发展研究中心等组织编制的《生成式人工智能数据应用合规指南》的北京市隆安（广州）律师事务所律师陈焕告诉《锋面》记者，AI仿声侵权的权属情况一般比较复杂，会涉及到训练、数据的采集、内容的生成和使用等等，并且不同的主体之间会涉及有部分授权和无授权的状况。
北京互联网法院曾处理了全国首例AI生成声音人格权侵权案——“原告殷某某与被告某智能科技公司等人格权纠纷案”，这一案例让陈焕印象深刻。
“原告是一名配音师，将自己的声音授权给一个公司去做有声读物，但是这个公司把相关素材授权给第三方做训练。在这个过程中，原告配音师只授权了这个公司作品的著作权，没有授权自己的声音权。”这一案例中，法院除判令下架相关侵权内容外，还判决被告向原告赔礼道歉并赔偿经济损失25万元。尽管维权成功，但过程中所耗费的时间与精力成本难以估量。
被AI“偷走”的声音，如果想要追溯，需要每个环节层层“追诉”。“起诉之后，对方就会拿出声音的合法来源，让你判定是不是有合法性。”
与这种周期长、成本高的维权诉讼相比，深度合成技术则已大量开源，用数十秒的音频样本即可“克隆”某人的声音，而维权者往往难以锁定最初的“喂数据”者。AI“偷声”的速度远远快于配音演员的维权速度，也远远低于配音演员的成本投入。
陈焕律师告诉《锋面》记者，从受损害结果上讲，配音演员的知名度越高，AI造成的损失就越大，而大量“腰部”以下的配音演员会面临维权成本和挽回损失不成正比的困境。此外，算法的“洗声”会让部分侵权方对原始音色进行微调或多音色融合，降低声音的“可识别性”，而这种“直接攀附”的减少，则为声音的主人增加了维权成本。
与“演员被换脸”这类侵权相比，声音因其无形、非视觉化的特性，在被侵权时更难以察觉。陈焕告诉《锋面》记者，这次配音演员集体发布声明相当于预先告知社会公众，特别是AI技术开发者、平台及用户，任何未经许可的特定使用行为均被权利人所禁止。这是一份针对不特定多数人的、公开的“权利警告函”，起到警示的作用。“从AI合规的角度上讲，如果一个名人很明确地发出这样的信息，那使用素材的公司法务一般会充分地作出风险提示，避免侵权情况的发生。”
陈焕建议，除了加强事前防范措施以外，涉及声纹这一敏感个人信息时，可以坚持“单独书面授权”，严防概括性授权陷阱。同时，配音工作室可考虑对旗下配音演员的标志性音色进行数字化存证，或将隐形数字水印嵌入音频，作为后续主张“可识别性”的底层证据。
被AI取代已成行业深层焦虑
在采访时记者发现，配音演员集体维权事件折射出的是更深层的行业焦虑。导演赵陆洋、制片人苏彤告诉《锋面》记者，在影视行业内，各个平台都在举办比赛，目的是挑选成熟的AIGC团队参与影视工程。
单从成本看，AI优势明显。“原先使用配音演员，需要协调配音演员的时间、录音的环境、音棚的设备，仅租赁场地的成本都是比较可观的。”而一旦剧情、台词需要调整，就需要重新组织配音演员录制，再增加一笔费用。
和一系列现实层面制约不同的是，AI配音可以随时调整，“比如睡前临时想起来要改一句词，这都不是问题了”。在赵陆洋看来，一旦行业开始采用AI，这种效率的提升是不可逆的，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，因为“急剧的效率提升之后，是倒退不回过去的”。
在这一背景下，短剧演员和配音演员的焦虑尤为明显。“去年11月发展还很好的短剧演员，现在已经空档期三四个月了。”赵陆洋分析，一部成本约七八十万元的实拍短剧，若将同样的资金投入AIGC漫剧，能尝试如大玄幻等更加丰富的题材，这必然会对演员的生存造成冲击。
不过，在采访中记者也了解到，目前受限于AI影视化的产能不高和核心人才短缺，这种替代仍存在时间窗口。“强跨界的复合型人才非常难找，既要懂程序底层，又要有影视基础。”好的AIGC内容需要创作者既懂镜头语言、光影艺术、故事思路、情感演绎，还需要熟悉AI技术的二次训练和迭代，因为单纯依靠平台现有的封装产品无法做到极致。“其实是倒逼你去跨界，寻找新的生态位。”
“原有的生态位被挤掉是不可避免的，但一定会重新塑造出一些生态位。”赵陆洋认为，随着AI的发展，原有的摄影、灯光、配音等从业人员会面临冲击，但懂这些的后期制作人员的需求又会成倍增加。“大家都要重新寻找定位，在行业里寻找新机会，结合过往经验找到新的立足之处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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